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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行业老鼠仓屡禁难绝，“新玩法”传闻不胫而走有原因，法律之剑高悬仍需防微杜渐。

连日来，一则基金经理通过场外期权非法牟利的传闻还在业界不断发酵。

传闻称，多达300多名基金经理因做场外期权被查，其中部分基金经理已经被执法人员带走。

目前国内基金经理总数也不过只有3000多人，如果传闻属实，岂不是说1/10的基金经理都涉嫌玩“老鼠仓”？

而通过场外期权的方式更是闻所未闻，因此被冠以“基金老鼠仓2.0版”。

传言尚无法完全证实，但相关质疑不绝于耳。

有业内人士表示，这属于进化的老鼠仓，非常隐秘，就连监管个股持仓人信息的大数据也查不出来。这次的传闻不简单。

实际上，仅在传闻发酵前后几日，包括广发基金、中信保诚基金、农银汇理基金、嘉实基金、华泰柏瑞基金在内的多家基金公司就纷纷发布了基金经理变更公告。

这是偶然的吗？

而从历史上看，基金老鼠仓的事件也时有发生。多位熟悉期权的业内人士对媒体表示，通过场外期权非法牟利的利益链条确实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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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老鼠仓2.0版”传闻

8月8日，一个名为“退堂鼓表演艺术专业二级”的微博用户连续发布了两条有关基金经理被查的消息。内容包括“公募基金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”“很多基金经理做场外期权被查了，涉及300多位基金经理，锁定30多位.....”

随后不久，《每经》就对此事进行了报道。在报道中，有被采访的基金经理表示，可能有老鼠仓存在，但300位（基金经理）通过场外期权来做有夸大嫌疑。

8月11日，《财新》也对此进行了报道，并且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解释。

此事的起因是，时隔数年、毫不相关的两个独立案件被“移花接木”了。

报道引用”知情人士“的说法称，近日被南方某地警方带走的相关人员并非公募基金经理，此案实乃数年前南方某地方证监局从日常监管中发现的线索，属于藏身企业法人背后的游资行为，利用场外期权实施了股票价格操纵。

而某基金公司的固收类基金经理近日离职，也并非网传的与场外期权有关。而是因南方另一地警方办案。

两地有关部门介入时间上的巧合，让两个独立案件发酵成了引人注目的传闻。

目前不同的报道并存，尚无来自权威方面的证实或证伪，只有个别基金公司对此有所表态。

事实上，该传闻吸引眼球之处不仅在于“300多位基金经理”被查的说法，还包括“场外期权”的操作方式。

按照《证券公司场外期权业务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“场外期权”是指在证券公司柜台开展的期权交易。

截至2022年1月7日，有权从事场外期权交易的交易商名单共有45家证券公司，其中一级交易商8家，二级交易商37家。

传闻称，一些基金经理找中介机构代持，先通过场外期权通道在券商下单看涨期权，并加10倍左右杠杆，然后再用自己所管理的基金拉升，如果个股涨幅超过50%，那么场外期权的浮盈就会超过500%，既暴利又隐秘。

似乎更巧的是，就在大约两个月之前，中信建投(行情601066,诊股)证券、中金公司(行情601995,诊股)、华泰证券(行情601688,诊股)曾因场外期权业务存在多项违规行为遭监管处罚，问题主要集中在标的及合约管理、投资者适当性管理、制度和流程不规范等多个方面。

一个令人感到惊骇的违法规模，再加上一个令普通投资者感到神秘莫测的交易方式，令该传闻不胫而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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恰逢跳槽“旺季”

在传闻发酵的同时，也有个别基金公司进行了否认和澄清。

有业内人士认为，近年监管力度不断加强，这种“自毁前途”的老鼠仓行为本应在公募行业绝迹。

但这一次公众为何浮想联翩？因为随着传闻发酵，多家基金公司几乎同时发布了基金经理变更公告。

从变更类型来看，一部分是因为增聘新基金经理，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公司业务安排或个人原因离任。而增聘新基金经理往往也被视为基金经理变更的前兆。

当然也有另一种解释，有业内人士认为，部分基金公司通常在7、8月份发放年终奖，不少基金经理会选择落袋为安后离职。

基金经理除了因业绩差被动下课外，其他原因无外乎是考虑个人薪酬及发展空间。从此前离职的基金经理来看，大多数会流向其他名头更响、薪酬更高的公募基金或中大型私募基金，还有少部分基金经理会选择创立自己的私募基金。

另一方面，对基金公司来说，如何能留住基金经理，尤其是优秀的基金经理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。

根据Wind数据统计，今年以来公募基金离任基金经理合计达182人次，其中，排名靠前的分别是安信基金、博时基金和农银汇理，离任基金经理人次分别为7次、5次、5次；而华安基金、工银瑞信、汇添富基金、金鹰基金和南华基金5家公司，年内离任基金经理均达到了4人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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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老鼠仓”为何难绝

虽然“场外期权老鼠仓“传闻仍未有定论，但是，基金业饱受”老鼠仓“困扰，却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仅在2014年至2017年的三四年间，证监会共启动99起“老鼠仓”违法线索核查，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83起，涉案交易金额约800亿元。

在这些案件中，已经有25名金融资管人员被司法机关做出有罪刑事判决，证监会直接监管的券商从业人员中，也有15人被采取了证券市场禁入措施。

证监会及司法部门的主要依据就是《刑法修正案（七）》。

2009年2月28日，在证监会及司法部门的共同推动下，《刑法修正案（七）》出台。

其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被修改为：“证券、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、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，在涉及证券的发行，证券、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、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，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，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，或者泄露该信息，或者明示、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。”

这是关于”老鼠仓“的最权威的解释，也标志着“老鼠仓”从那一刻起被正式定性为刑事犯罪。

此后，几个著名的判例开始进入公众视野。

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的信息，2015年11月23日，广东省深圳市中院一审认定，2011年3月9日至2013年5月30日期间，被告人马乐担任博时基金公司旗下的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经理，全权负责投资基金投资股票市场，掌握了该基金交易的标的股票、交易时间和交易数量等未公开信息。

马乐在任职期间利用其掌控的上述未公开信息，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，操作自己控制的“金某”、“严某甲”、“严某乙”三个股票账户，通过临时购买的不记名神州行电话卡下单，先于（1-5个交易日）、同期或稍晚于（1-2个交易日）其管理的“博时精选”基金账户买卖相同股票76只，累计成交金额人民币10.5亿余元，非法获利人民币1883余万元。2013年7月17日，马乐主动到深圳市公安局投案。

2018年3月23日，北京市第二中院判决认定：2010年4月15日至2015年5月29日间，被告人胡拓夫利用担任工银瑞信基金公司中央交易室股票交易员、副总监，负责执行基金经理的指令下单交易股票，知悉基金交易信息的职务便利，违反规定，使用其实际控制的胡某、耿某名下证券账户，亲自或明示、暗示他人同期于指令交易买入相同股票，趋同买入成交金额共计人民币11亿余元，非法获利共计4186余万元。

2016年12月23日，胡拓夫主动向侦查机关投案。

2020年9月22日，重庆市第一中院判决认定，2013年9月至2015年9月，李险峰将其管理的年金、广发小盘成长混合基金、广发新经济混合基金产品中的多支股票交易信息多次透露给张某，暗示张某交易相应股票。张某使用王某、徐某的个人股票账户，先于或同期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交易，趋同交易股票数二十余支。2017年6月5日，李险峰被公安机关抓获。

以上案件中，“博时基金马乐老鼠仓案“是一个标志性事件。

在马乐案之前，判刑刑期普遍偏短，且以缓刑居多，实刑较少。

马乐于2013年8月被逮捕，2014年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五年。但是，宣判后市检察院提出抗诉，省高院驳回抗诉。省检察院又向最高院提出抗诉，最高院认定，马乐案是全国查获同类案件犯罪数额最大者，交易金额及获利金额非常高，应属“情节特别严重”，2015年11月最高院认定，对其适用缓刑不当，改判三年实刑。

毫无疑问，基金是一个天天跟钱打交道的行业。典型的“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去”。

对于基金经理们来说，每时每刻面临的各种诱惑远非常人可比。

如果此次“场外期权老鼠仓“传闻最终有些被证实，不仅意味着”老鼠仓“玩法进一步升级，而且涉案金额很可能会创下新的纪录。